生态产品有如下特征，一是生态产品来自于生态系统，即森林、草地、湖泊、河流、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或农田、园地、城市绿地等人工生态系统；二是能支撑或改善人们生存生活的环境条件，能够增进人类福祉，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三是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原材料，或保障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四是生态产品多为公共产品，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生态产品通常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物质产品，包括食物、水资源、木材、棉花、医药、生态能源及生物原材料；第二类是生态调节服务产品，主要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碳、生产氧气、保持土壤、净化环境、调蓄洪水、防风固沙、授粉等；第三类是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有自然体验、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与精神健康等。 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长江经济带，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重心，还提供了丰富的优质生态产品。长江经济带有森林灌丛9000多万公顷，草地6000多万公顷，湿地1100多万公顷，不仅是2多万种高等野生植物和36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的家园，每年还涵养水资源7000多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4亿多吨，保持土壤900多亿吨，调蓄洪水1200多亿立方米，为长江经济带6亿多居民、乃至全国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态产品，将这些生态产品蕴含的经济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是长江经济带又一新的绿色发展机遇。2018年，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这为长江经济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新的绿色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近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率先破解生态产品“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抵押难”等四方面难题。笔者认为，应重点推进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一、建立生态产品价值（GEP）核算机制 科学度量生态产品的实物量与货币价值，将绿水青山及其所提供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显现出来，是生态资产交易与生态产品开发经营的基础和前提，是有效破解生态产品“度量难”的主要手段。各地均在积极探索实践，浙江丽水发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开展了市、县、乡、村四级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广东深圳出台由《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规范》、统计报表制度、核算平台与实施方案构成的“1+3”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机制，实施GDP与GEP双考核，浙江省、江西省、贵州省等均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的基础上，发布了核算技术规范，在突破“核算难”上取得重要进展。 但目前面向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统计系统尚未建立，核算所需要的数据不全、来源不一，核算结果认可度不高，需要系统加以突破。一是摸清生态产品本底，系统调查生态产品的类型、数量和质量等底数，形成生态产品目录清单；二是明确生态产品权责归属，依托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明确生态资产与生态产品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三是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在摸清生态产品本底基础上，针对价值实现不同路径，构建基于生态系统单元或行政区域单元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和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方法体系。四是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的应用机制。将价值核算结果作为生态资产与生态产品交易的基础，促进生态资产与生态产品交易机制的建立，以及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并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产品总值“双考核”。 二、探索建立生态产品机制实现市场机制、政策机制和技术路径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力争在生态产品市场化经营开发上取得新突破，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破解生态产品“交易难”问题。许多地方已有成功的探索，浙江丽水、江西抚州、陕西汉中整合当地优质农产品，分别创建“丽水山耕”、“赣抚农品”、“味见汉中”等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升了生态产品溢价价值，帮助农民提升农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收益。四川九寨沟、江西资溪大觉山等地区依托良好自然生态景观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美学文化价值的实现。 但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仍面临着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价值实现模式单一、价值实现不充分，还有许多生态产品，尤其生态调节服务产品没有有效的价值实现模式等问题，需要重点突破。一是加强政府引导，推进生态产品生产者与使用者的精准对接，搭建生态资产所有方与投资方、生态产品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桥梁，建立生态产品受益者付费、生态产品供给者受益的机制。二是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生态资产的前提下，探索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等三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模式，借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经验，创新政策市场，让更多的生态调节服务产品实现市场交易。 三、创新绿色金融机制，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金融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高效催化剂。通过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以生态资源抵押等方式，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为市场经营开发主体提供资金保障，以破解生态产品“抵押难”问题。如福建南平市探索建立“生态银行”机制，把森林、水等碎片化、分散化生态资源规模化收储、整合和优化，再引入有社会责任感的龙头企业，导入新产业、新项目，搭建资源变资产为资本的转化平台。浙江丽水将生态产品使用权（经营权）、生态产品收益权、生态信用等作为抵押物，创新推出“三贷一卡”模式。 但多数金融机构仍以抵押物价值和未来收益“现金流”作为放贷重要标准，难以有效支持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需要重点突破：一是创新金融产品，依法依规开展使用权抵押、产品订单抵押等绿色信贷业务，探索“生态资产权益抵押+项目贷”模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鼓励探索金融产品创新。二是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区域使用权出让管理机制。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三是开辟绿色金融新领域。探索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路径模式。 四、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针对多数生态产品是公共产品的属性，发挥政府在公共生态产品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完善确定补偿范围、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的机制，助力生态产品市场化开发，共同破解生态产品“变现难”问题。国内外也有许多成功有效的生态补偿实践，如北京、河北开展密云水库上游生态补偿；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开展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浙江、安徽两省开展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根据水质考核结果，分配补偿资金；云南普洱根据市辖各区县的生态产品价值（GEP）的变化情况调整补偿额度；湖北鄂州对辖区内各县（区）生态产品总值进行核算，并据以推动生态受益地区向生态输出地区进行补偿，等等。 但生态产品保护补偿仍面临补偿对象不合理、补偿方式不完善、补偿标准不科学的问题，缺乏与生态产品量和质相衔接的补偿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完善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应参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等因素，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让提供更多、更优质生态产品的地区，得到更多的生态补偿，让保护责任更大的农牧民，得到更多的生态补偿。二是加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推动生态产品供给者与使用者关系明晰的地区，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让生态产品使用者付费，生态产品供给者受益，促进优质生态产品持续供给。三是探索产业转移、共建园区、人才培训、基于生态产品供给与使用的对口帮扶等多样化横向保护补偿方式。四是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基于生态资产价值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推进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内部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长江经济带率先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仅可为生态保护地区探索一条基于生态资源的绿色发展之路，造福为生态保护作出贡献的农牧民，还是保障优质生态产品持续供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欧阳志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本文源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